七月初开，东方曦微将显的清晨，月亮象银盘一样挂在半空，如果没有月光，天空和大海将融入一片漆黑，在如此微弱的月光下，在看清楚所救的难民之前，约翰.汉米尔顿已经闻到了他们的气味。

那是悲惨的人类的酸臭，汗、小便、呕吐物、血的混合气味。还好，那里面没有死人味。

昨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在Topaz Responder号船上，汉米尔顿站在驾驶台，俯视固若金汤的马耳他首都瓦莱塔的全景。夜色褪去，百年历史的白色建筑沐浴在晨光火红的色调里。前面就是通向地中海的出口，微微泛着清晨崭新的光。

空气很温和，海水象静止的玻璃。如果是沙滩浴者或者划船者，天气是完美的--但对汉米尔顿不是这样。对他来说，这样的状态预示着危险。

年届50的汉米尔顿，是个搜救队长官，他了解的地中海，暗藏杀机的一面，与度假客所钟爱倍至的那个地中海不同。

他已经饱览了让人怜爱的海水带来灭顶之灾，它的发暗的深不可测变成炼狱。这片与他的一生密不可分的海域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致命的移民通道。

汉米尔顿和他的团队的任务是巡逻利比亚与意大利之间的水域，过去几天的坏天气，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安逸的。狂风和汹涌的大海，让小偷渡船不敢启航，但是极具反讽的是，象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反而使形势严酷无情。

一艘导航船护卫着167英尺长的Responder号，驶出马耳他港。船上和汉米尔顿在一起的是移民离岸救助站5位雇员，这个移民离岸救助站缩写是MOAS，是私人的以马耳他为基地的人道组织，它只有一个任务：救人。船上还有一个医生和四个护士，他们来自意大利紧急医护组织，船属于Topaz海上能源公司，公司派来的一个厨师、官员和维修人员也在船上。

很少有人比汉米尔顿更了解这片水域。

他几乎在这里航行的一辈子，最初做为苏格兰人的儿子，本只是渴望加入海军--却开创了一辈子的军旅生涯--后来自己做了水手。他的静脉流淌的好象是海水。

在马耳他武装力量海军中队服役的汉米尔顿，直到20世纪90年代下半页，才第一次见证了人类的绝望境地。

那就是不正常的非洲移民通过地中海开始抬头，马耳他海军经常搭救遇险的难民。他们来自麻烦不断的国家，比如象牙海岸，利比里亚，索马里，厄里特里亚，他们从摩洛哥或突尼斯上船，前往西班牙或意大利。

20年以后，从分布在土尔其、埃及、利比亚的港口出发，开始变幻莫测的横跨危险之旅的人们，来源地已包括整个非洲和亚洲的一部分。

到目前，难民的规模汉米尔顿也难以想象；2015年，有100万人抵达欧洲，主要的抵达地为希腊和意大利，主要途径是地中海。

他们是逃离被战争、镇压和贫穷所摧残的故土的难民和经济移民。他们的旅程是在超拥挤的木渔船，或者薄的聚氨酯小艇度过，危如累卵，那样的船连过河都不适合啊，更不用提渡海了。

他们冒九九八十一难之危，只为一次寻找自由和尊严的机会。很多遭遇灭顶。仅今年，就有超过3000人在地中海死亡或失踪。国际移民组织尽了最大努力统计，但实际数字或许大的多。有多少只小船从没有被发现？有多少人永远没有从海中打捞出来？

汉米尔顿担心今年终将是创纪示的最糟糕的一年。

约翰.汉米尔顿猜想，他救的人中很多之前从没有见过大海，对海的潜在的危险毫无意识。

太阳渐渐升起，光线射进Responder号的桥楼一扇双一扇的窗子里。汉米尔顿饱经风霜的脸庞在晨光里愈发的红润。他中断退休，回到他做的最好的准尉的岗位，把军装换成了短裤和带有MOAS徽章海军蓝马球衣。

他向主甲板望去，两架搜救直升机停在甲板上，涂成一样的桔色，成百的救生衣塞进巨大的袋子里。高速直升机名字叫阿兰和嘉利伯，就是2015年9月淹死在海里的叙利亚兄弟的名字。3岁的阿兰.科迪的幼小尸体被海水卷上土尔耳海岸的画面，唤醒了世人对欧洲移民危机的严重性的认识。

汉米尔顿每天看到阿兰和嘉利伯的名字。他们提醒他海上那个令人肝肠寸断的时刻--去年一月那个漆黑的夜晚。

他带着搜救队在土尔其-希腊间的移民通道上，他的小组在希腊的小岛甘斯尼西附近发现一只小船。土耳其的走私犯开的太快了，一个急转弯，撞石头上了，船翻了。

二、三十位乘客，大部分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家庭，甩进了海里，扒在船底上，船底是唯一还漂浮着的部分。

汉米尔顿听到了难民的呻吟。他知道他的团队必须加快速度，婴儿和孩子在冰冷的海水里坚持不了多一会儿。汉米尔顿火速赶到了，只用了7分钟，潜水员跳入海水救人了。

为了安全起见，孩子是绑在母亲的身上的。一个2岁的男孩，脸都发紫了。其他的，一个2岁的男孩和一个4岁的女孩，没有呼吸了。他们的母亲没有意识到，她的孩子死了。

“孩子没气了，”汉米尔顿冲用马耳他说对一个母亲说，马耳他说与阿拉拍语很相似，叙利亚人可以听的懂。孩子的父母的哀号，划破了夜空。

20位其他的难民大难不死，如果不是MOAS的船员发现了他们，他们都将因低体温而死或溺亡。但是对汉米尔顿来说，那一晚是由那三个死去的无辜的生命来诠释的，那一晚他感觉到上帝暂时离开了他的身边。

他告诉那些被救的难民们，他宁愿死在陆地上；想起在海里腐烂掉特别令人魂魄难安。或者因为死在大海里，寂静且孤独亡故。或者因为那一刻，在大海的广阔里，人的生命太过渺小。

当Responder 驶入外海，收音机里的关于移民船的信息此起彼伏。地中海的移民活动今春开始抬头，特别是土耳其与欧盟谈成关闭向希腊的移民通道，以及更北的国家强制边界限制以后。至今，夏天使汉米尔顿忙个不停。

Responder 在向着西南方向摇晃前进，两台卡特彼勒发动机转速达到1600转/分。汉米尔顿放下双筒望远镜，端起茶杯，静候另一个未知的旅途。

加速恶化的危机

Responder接近指定区域前，天是黑的。这个区域就是靠近利比亚海岸，在祖瓦拉与萨布拉色两个城市之间，在第利波利以西，这里已成为移民枢纽。船向目标区域靠近，近得足够汉米尔顿和其他船员可以看清炼油厂的烟囱冒出的烟。

附近还有其它的船只，它们是欧盟边界署的，人道组织（医生无国界）的。所有船只都要至少离海岸7英里远，再近就是利比亚的领海了。

卡扎菲在悲惨地死去之前曾警告，没有稳定的利比亚，通向欧洲的移民潮将变得不可控。几乎五年以后，它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利比亚滑入无政府状态，促使人口走私生意有利可图。非洲移民到达利比亚南部边界，被穿过沙漠运送到北部沿海，在那里登上去往欧洲的船。他们被告知，到达意大利只用花数小时的时间。 事实上，到达最近的意大利的兰皮都萨岛，坐着噼里啪拉滑水的小船以5英里的时速，至少要花40小时。

汉米尔顿一谈及麦尔瑙丝特罗姆，或者“我们的海”，罗马人口中的地中海，心情就格外沉重。

“无辜的人们为何要冒险啊，难道他们不知道大海的凶险无比吗？”他问道。

他猜想，他所救的人中，很多人以前从没有见过看似无尽的水体。也许他们来自一个陆地封闭的国家，比如马里，尼日尔或埃塞俄比亚，或者来自苏丹、尼日利亚的边远村子。多么可悲的一件事，他们的对大海的一瞥变成了最后的一眼。

汉米尔顿一年中的27年在马耳他的巡逻地中海的军舰度过。当他于2014年开初退休时，他的妻子玛丽告诉他，他不会离开水。当他努力地过陆地上的清闲生活时，他的妻子不幸言中。

随着一位年轻的美国百万富翁柯瑞斯.凯川伯和他的意大利妻子瑞吉娜,创立了救援行动后,他和MOAS的冒险就开始了.他们夫妻花了八百万美金把一艘拖网渔船改造成了搜救船，配备了两台可以远程操控的无人机，无人机上有高清摄像机可以拓展海上搜救的范围。

汉米尔顿被他们夫妻用自己的钱救人的承诺所打动。他帮助把凤凰号从弗吉尼亚始回马耳他，2014年8月30日开台了处女航程；它的第一次救助是一艘木船，载有320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

在2014结束以前，在地中海死亡或失踪的人数达3279人。去年，这个数字暴增至3676人，在这一年MOAS包租了崭新的Responder加入了凤凰。MOAS估计，自从运作以来它已救了22000条性命。

汉米尔顿不会假装知道如何避免致命的海上远征。他只知道一件事：移民危机在恶化。

他知道可怕的环境驱使人们踏上冒险之旅。他提及叙利亚人逃离久拖不决的战事，以及伊拉克的少数的雅兹迪被ISIS追杀。

"我不会渡海，"他说。“我自己都不会这么做，别说携家带口了。这样的渡海除了玩命还是玩命。”

汉米尔顿猜想，积压的人正在等候天气转晴，现在已准备好了从利比亚的各处港口出发。他看不到他们，但是他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他们总是在死寂的夜里出发，这样好在黑暗中逃脱。

他的船员能做的事只有等待。

汉米尔顿早早地睡觉了。九点以前，他钻进自己的卧铺里。他预感到：拂晓时需要投入全部力量应付事态。

四百美金，险象环生的一只小艇

从MOAS船直向南几英里，成群的人自发集结在利比亚海岸，准备横渡地中海。在陆地上长途跋涉之后，他们总算抵达这里。

他们象羊群一样，被人贩子挥舞AK-47从高墙围护的院落赶到这里偷渡。

其中的一名移民是莫戈希德.赛比尔，来自苏丹。

赛比尔想在仓库的脏地板上睡一会儿，但是他太焦急了，感到又冷又饿，--今天是斋月，他天亮后就开始禁食。

人贩子答应赛比尔，他的400美金将买到集装箱货轮或者渔拖船的通行证。眼下看不到这样的船，只有一只20英尺长的干瘪小艇，外带一只马达的那种。

赛比尔知道小艇的危险，但是现在他怕利比亚的民兵和人贩子超过了怕海上艰难险阻。

他向人贩子要一件救生衣。

人贩子说，好的好的，会有的。他们还答应一部卫星电话，紧急情况时候用。

“哪来的那么问题？”人贩子用枪指着他。他们往船里灌进五、六桶汽油，那个桶也是糟巴巴的。

凌晨2：30，赛比尔和75位男人和53位女人，4个孩子，列队行进到海边。人贩子命令大家把鞋子脱了，登上小艇，开始渡海。人贩子把他们安排成三列，外边缘的一列一条腿从艇上耷拉到水里，另一条腿在艇里；女人在中间躲下，还有其他的人压在身上。就这样133人挤进一只小艇，小艇的核载只有25人。

人贩子的做法，几乎象画上的，从非洲驶向美洲的贩卖奴隶的船，只不过规模小一些。

一个人贩子跳上小艇，发动马达，将小艇开向大海。一个小时以后，他跳下小艇，上一只快船，那是来接他回港的。

“看那些星星，”他说，向上指着。“那里就是北方，跟着星星走。”

突然，海和天空变成一个颜色：黑色。

没有救生衣，没有电话，没有水，没有食物。

现实急转直下，强压之下，大多数人害怕的声音也出不来了。无声地坐着，太害怕了以至于说不出一个词。他们喝海水来解决口喝。

赛比尔坐在船尾，他的右腿在水里———他开始发抖。他才33岁，现在死太年轻了。

他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从他的故乡苏丹，他背乡离井很多月，穿越三个国家，去寻找好生活。

血腥的内战结束了他在故乡达尔富尔经营农场的计划；他的家庭抛弃了土地，逃离流血，搬到南方开始新生活。在南苏丹于2011年独立，内战接踵而至，那段冒险也无果而终。

赛比尔，一名在吉瑞拉大学学农业科技的毕业生，在埃塞俄比亚和迪拜的小企业里一试身手，但举步维艰。在参加阿拉伯之春后被定点追讨，2014年逃到开罗。他认为他是一名自由派的穆斯林，确信回国后会被捕。

我听说利比亚的就业形势不错，花钱非法进入利比亚，但是事情并不象计划的那样，并且落入了民兵和人贩子的手中。他们要更多的钱，把他当作人质，有一次还把他锁起来好几天。在经历了数星期的可怕的经历后，他设法到达第黎波利了的堂兄家。

但是他知道，他不能留在利比亚。卡扎菲倒台后的政治真空，给民兵甚至ISIS打开了建立势力的通道。少的可怜的工作机会，难说得上稳定。他生活在被绑架或被杀的恐惧中。

他听说有船从利比亚去意大利，他收起两件T恤衫，一件短裤和内衣，放进旧皮箱里，这个旧皮箱是苏丹的艺术家朋友做的，让他路上用。人贩子派一辆日产车来，车上除了赛比尔，还有另两位来自苏丹的男人。坐在车一直向西，沿着海边。他们混过了检查站，直到扎维亚，他们换了车，改变了路线，以便躲过持枪的武装民兵。最后他们终于到达赛博拉塔，同一时间正是汉米尔顿上床睡觉的时间。

现在，在星光下，赛比尔努力使自安静。如果他可以奇迹般地到达欧洲，或许谁会认可他的文凭，他可以最终体面地生活。但是两小时过去了，他还可以看到利比亚的灯光。在小艇上，两根胶合板中的一根开始开裂，因为载重太大了。小艇正在倾斜。

恶臭发自人类惨剧

第一次警报发自3：45，Responder的船员马上紧张起来。一架从附近的MOAS的姊妹船凤凰号上派来。这是一架军事级的无人机，配备有超红外摄影设备，可以在夜间定位船只。

差不多MOAS所救援的船只中的70%，是由在海上巡视的无人机发现的。

汉米尔顿和他的团队穿白色的防护用的连身裤，头盔和救生衣，向主甲板汇报。医护人员同样——保持船上的卫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接进不知道或没有诊断出的疾病的难民。

Responder 向着无人指示的坐标快速抵进。汉米尔顿时命令把快速救生艇嘉利伯号放下到水面上。他本人和另一位持证的潜水员尼克.罗曼纽克跳进嘉利伯号。

尼克.罗曼纽克在希腊的难民营的一次经历使他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穿芝麻街衬衫的雅兹迪男孩，他曾经被ISIS分子扔进大火，他的胳膊上下都还留有伤疤。一个星期以后，罗曼纽克与MOAS签约。

Responder号的搜索灯最后找到了那艘移民小艇。只是一只挤满了难民的小艇。气味刺鼻，小艇上的人没有办法解决大小便问题，并且因为舟车劳顿，他们中的一些人病了，其他的人因为旅途中受伤这一会儿在流血。

汉米尔顿和罗曼纽克开始向小艇上抛救生衣。通常那是第一步要做的事，以防在救援的过程中小艇会颠覆。小艇上的人冲着投过来的救生衣喊叫着，他们生怕每一件是最后一件。

罗曼纽克登上小艇，坐在小艇的舷上，尽力使每一位镇静。如果他的对移民充斥憎恨的同胞来到这里，此情此景，他想他们也会跳到水里去救人。

汉米尔顿判断大海足够平静，可以把小艇直接靠上Responder船，而不必再把难民们转移到嘉利伯号救生艇上再转送到Responder大船上。

“听我说，”他大声喊到。“我们先要把小艇靠到大船旁边，所以大家都把腿收进小艇里。”

小艇上的人动了起来，有一些试图站起来。小艇开始摇晃，从一边向另一边。

“镇静，”汉米尔顿再一次大喊，他知道大多数人听不懂英语。“别站起来，坐下来。别动。所有的人，别讲话。”

他讨厌如此过火地与脆弱的人们讲话，但是没有别的方式控制局势。小艇有可能翻覆，或者有人掉到水里被船挤伤。

当小艇移到与Responder边靠边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想立即跳出小艇。

“等一等，等一等，”汉米尔顿告诉他们。“不要慌，现在你们都安全了。”

一个接一个，先从孩子和妇女开始，一共108人被拽出小艇。汉米尔顿焦急地等待着。

不少次，他检查空的移民船，仅仅是为了找寻那些死于窒息，脱水或者纯粹衰竭的人的尸体。今天早晨，他很欣慰。

所有的人，都躲过了一劫。

他们来自非洲：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塞内加尔，尼日利亚，马里。

一个男的只穿了内衣。还有一位穿了灰色North Face 河豚夹克，意在冬天的山区穿。多数打赤脚，乌黑的腿上泛着灰尘与海水结晶的混合物。他们随身的物品很少，牙刷折在胸兜里，一个塑料袋里装着滞留在家的亲人的照片。

三个穆斯林，面朝东方麦加的方向跪地祷告。一个天主教待则划十字。

MOAS工作人员让男人都坐下，确保没有人携带武器或打火机之类的。急诊护士问有没有受伤的。来自几内亚的一个男人说，人贩子用铁棍打他的腿。

约哈尼斯.吉布瑞带着病人到检查室，设在船仓。他知道难民的糟糕境况。他自己也是几年前逃离故国厄立特里亚，坐一艘摇摇晃晃的小船，也是相似的方式被救下来的。

他有一个助手叫比哈兹在布隆迪时是学哲学的，但是感到建立关于世界的难题的理论学说，还缺点什么——他需要做一些实践。他记得在一次救助中两个来自马里的女人看着他说：如果我们死了，请把我们的孩子带走，并且保证他们受到教育。比哈兹被他们的信任大吃一惊。

在船仓里的医务检查室里，米默.瑞西卡潦草地在红色胶带上写下号码并贴在重病号的胸前。当Responder向别的船移交难民，或者在意大利靠岸时，医生将会首先给病号挂上牌子（安排上岸）。

瑞西卡是威尼斯的一位退休的心脏病医生，很安静的一个男人，志愿花时间做有意义的事，他随身带着一块他最喜爱的帕米森奶酪，每天晚餐都要切下那种奶酪往面团上抹。他看到一个接一个的病人，出奇地镇静。

很快，Responder的主甲板就满是难民了。天还不太亮。汉米尔顿感觉，会有更多的难民到来。

你们要带我们去哪里？

早晨7：10，无人机侦察到另两只难民船，都在Responder的周边不远。其中一只——就是载着莫戈希德.赛比尔——在利比亚海岸以北17英里。

已经是天亮以后了，但是赛比尔弄不清Responder船上是什么来头。他的同行的难民以为是遇到了利比亚海盗，恐怕难逃被带回利比亚， 或者被打掉扔到大海里。他们冲着船上的舵手尖叫转向，向西开，离开Responder船。

接下来他们看到了“MOAS”英文字母标志写在船的一侧。

当Responder接近后，难民们看到了快速救助艇嘉利伯号下降到海面上。他们看到了白人站在甲板上。他们意识到船是来自欧洲的（不是利比亚的）。

赛比尔瞥了一眼电量迅速下降的手机：7：35。当救助艇快速赶到时，他感到几个月以来的第一丝的安慰。

他看到汉米尔顿站在嘉利伯的船舷边，还看到救生衣从空中扔过来。接下来，嘉利伯号把小艇向Respond推。难民们一个接一个地登上了MOAS的大船。最先登船的是尼日利亚的妇女。他们被一动不动地禁锢在小艇上几个小时了，一瘸一拐地上了甲板，上去就要水喝。赛比尔是最后几个被拉出小艇的人之一。

Responder船里盛满了人；这一早晨救助了366名难民。

他们的脸上显示着吃惊，不信任，焦急和宽慰。

“你们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呀？”他们问道。

有时候被救难民会被转移到附近的大船上。另一些时候，Responder船会把他们运送到意大利的港口，在那里的移民中心会对他们注册登记。汉米尔顿在等意大利海上救援协调中心的通知，该机构负责监管地中海的海上交通

几乎每一位被救的难民都说他们家向人贩子支付了一大笔钱——有5000美金。这笔钱，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是一生的积蓄。

巴达.穆贝，19岁，他父亲因政治原因被捕，他离开冈比亚首都班珠尔的家。他走过马里，布吉纳法索和尼日尔，抵达利比亚的西南部。他穿浅红英格兰衬衫，他说他想在欧洲成为著名足球名星，或许在柏林，他有一个姐姐在柏林。

当他讲到在利比亚受到的虐待时，印证了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最近的文件记录。人贩子们会强奸、拐卖和折磨难民是人所共知的。

宜莎.爱云葛玛和她哥哥由陆路从尼日利亚的爱都州到利比亚。人贩子把他们塞在皮卡车后面，武装民兵的子弹把车胎打爆了，然后又向卡车开枪。她躲过了一劫，但她哥哥遇难。

还有大概30位孟加拉国人，他们向人贩子付了高达2500美金的费用，求得带他们离开贫穷的家乡去利比亚的陶瓷厂工作。他们逃离了工厂，因为被强迫劳动，但不给工钱。

“我是幸运的一位，”赛比尔说，环视了一下Responder的主甲板。

他掂脚尖从人群跨过，去甲板上的水罐那里为自己的塑料瓶接了一些水。他打量一下地中海。

远处的一个地方是欧洲。

“至少现在，”他说，“我将去一个文明的地方，被象人一样的地对待。”

“或许我们已到达天堂”

从利比亚海岸到达意大利西西里岛，对于Responder来说要花36个小时。坐在密封的单元里的硬面上，那是一段难熬时间。以第二天到来之前，被救助的难民的很多已变的焦躁不安了。

急救组的成员赶紧拿出饼干和葡萄干，但愿提供膳食的设备是缺乏的。

汉米尔顿退视的时间到了，他走到甲板上。他向穆贝问好，那位年轻的冈比亚男孩，穿英格兰衫的那位。

“不要为英格兰踢球，”汉米尔顿戏谑

"Don't play for England," 汉米尔顿戏谑道。周围的人都笑了。 他们知道在欧洲杯赛中，英格兰队被冰岛战败的丢脸事。汉米尔顿很享受这种快乐时光，本来气氛是凝重和严肃的。

“我喜欢支持连遭败绩的冰岛，”汉米尔顿告诉他们。“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支持马耳他和苏格兰。我父亲是苏格兰人。”

赛比尔一直在听他们的讲话，而且急于靠近汉米尔顿。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勇敢的心’，”赛比尔说的是迈尔.吉布森的大片。

突然船上一阵骚动。汉米尔顿生怕是发生了斗殴，所幸不是那样：是难民们扒着其他人去看从船侧游过的海豚。

“我把海豚当作好运的象征，”汉米尔顿告诉赛比尔。“当我看到它们时，总是遇到难民船。”

汉米尔顿问赛比尔利比亚的形势，和把他推向小艇的人贩子。他试图了解人们为何冒无尽的风险。

“小艇真的很危险，橡皮艇，”汉米尔顿说。“上个星期，10个女人命丧黄泉，因为小艇前部被刺破了。”

“说实话，如果我知道沿途危险，我将不会经历这个险境，”赛比尔答道。

“是的，每一个人都这么说。如果我换做是你，也会和你一样做，唯一的不同是是会跨海，因为我知道永远也到不了彼岸。”

赛比尔描述他们如何被枪指着头，逼上绝路。

“就象是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汉米尔顿说。“人们被逼进牢笼和火车。他们象沙丁鱼罐头一样。”

“历史总在重演，”赛比尔说。

“问题是，欧洲人并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只是看到成船的人拥向欧洲，”汉米尔顿说。

他告诉赛比尔，有一次他碰到两条船翻船了，有500人在船上。在被救的人中有一位叙利亚医生，他失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

那起事使你很伤感，因为，是的，他活过来了，他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他打算到欧洲寻找好生活，但是他失去了他的家庭。现在他孤身一人，不得不无法预料的新生。

赛比尔认为，不确定性也笼罩着他的未来。如果他不能离开意大利到法国与其兄弟会合，怎么办？更坏情况，如果他被遣返回苏丹怎么办？

在船的另一侧，西西里岛的一角已闯入眼帘。终于看到意大利了，马上大家兴奋起来了。

“看到意大利，大家松了一口气，”赛比尔说。

“在欧洲生活很艰难，”汉米尔顿对他说。“欧洲人希望你融合，遵守法律和遵守基本的事情比如卫生。如果你愿意，你将到达那里。”

“我听说过：入乡随俗。”

“所以，你认为乘坐的小艇能到达西西里岛吗？”

赛比尔笑了，“也许我们能到达天堂。”

汉米尔顿总是告诉他们，回到家乡告诉乡亲们，偷渡移民的路有多么危险。他鼓励赛比尔这么做，把自己的磨难讲出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汉米尔顿在甲板的值班结束了。赛经尔伸出他的右手。

“太谢谢你了，约翰。你救了我的命。”

希望得到结局

夜里，Responder甲板上的人象雷诺兹包装膜一样。被救难民裹着太空毯挤在一起，塑料纸被气化铝分层，隔开凛冽的海风，保持体温。

大家平躺在木板上，象极了拼图板难题，把主甲板上的每一平方英寸地方都利用起来。他们已精疲力尽，什么都阻挡他们入睡。

汉米尔顿俯视着新面孔，思考着是什么促使人们踏上绝望之旅。那么多的国家，各有各的难题。欧盟急待弄清人们逃离的原因，而不是竖起高墙。

Responder向前进发，投入了西西里岛海岸的怀抱，爱特那山脉的光耀送来了温暖，那是凯泰尼亚省的活火山。汉米尔顿想把难民放在这里，但是最近的交通业务繁忙，西西里岛的每一处难民点都爆满。Responder得到向北行驶15小时去克罗托尼，那是一个座落在“意大利靴”的港口。

第二天晚上，Responder船上的难民第一次意识到从利比亚到意大利的遥远的距离。他们在交谈中倒吸一口冷气，不住地摇头。

今年已有10万难民进入意大利，西西里岛被冠以新莱丝伯斯岛，莱丝伯斯岛是一个希腊的岛屿，在2015年接纳了50万难民。

在欧洲有一种想法，是指责象MOAS这样的的救援组织，应为难民上升负责。甚到有一些欧洲的领导人建议，救援行动就象是出租车服务一样，鼓励了人贩子向大海输送难民。

汉米尔顿听到过这样的争辩。他说，事情是这样的，解决难民危机不是他的工作。他所关心的是救命，不救他们就会死去。

我祝愿这一切都结束吧，那样就是和平了就没有横渡地中海了，”他说。“那样我就可以退休了。”

第二天早晨，天空没有一丝云，意大的大陆近咫尺触手可及。难民们轮流唱国歌跳舞。他们脸上的笑容对汉米尔顿来说，是莫大的奖励。

对有一些难民来说，旅途已持续了数月。在遭受诸多的磨难后终于到达了欧洲。

事情还没有完，汉米尔顿知道他们的磨难还没有结束。新的旅程注定要在新的土地上开始，不一定如想象中那般田园诗一样。

在救助后的50多个小时以后，Responder船抵达克罗托尼。主甲板顿时安静下来了。港口聚集了一群官员，包括意大利海岸警卫，海军和警察。另一边是两位意大利协助人员，他们有几只纸箱，纸箱里装满了中国造的拖鞋，是为了赤脚的难民准备的。

难民开始下船，一次下去5人，从孕妇、孩子和带伤病号标志的人开始。多数脸色忧郁，但那个怀抱希望的足球运动员例外。

“Grazie(谢谢),”他冲着船上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我会说的第一个意大利单词。”

尽管赛比尔心里很着急，但是几乎他不想离开船！下船后的土地上有那么许多未知。

最后终于轮到他了，他捡起斑驳的皮包，那是他从苏丹带来的唯一的财物，扶了一下眼镜。他从跳板上跳下，他的赤脚踏上了意大利的国土。

汉米尔顿目睹赛比尔接过了一双桔色和绿色的橡胶人字拖鞋，鞋挂牌显示：335。他被医生拍了片子，然后消失在帐篷后面。

对于汉米尔顿来说，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当Responder驶回利比亚海岸时，另一个故事就会重新开始。他经常想到在船上遇到的人们，他们在欧洲建立新生活成功了没有。

有时候，他收到通过MOAS转来的“thank you”的捎话。另一些时候，当他在马耳他或意大利的街头行走时，会碰到一些人明显是老外，他不解那个人是否被自己救过？